【英文标题】Transcending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 on Existence ZHOU Shi-p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China
【作者简介】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哲学博士，现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为华中理工大学生存哲学研究所兼职副研究员。
【内容提要】展开生存哲学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必须超越流俗的生存理解，这种理解把人的生存简单看成是与一般生物无异的生命存活状态，流俗的生存理解自有其传统哲学及常识基础，同时也得到了生物学生命观念的直接支持，但却直接有悖于对于人的生活意义与价值的理解。相反，当代生存哲学视域中的生存本身就是一个属人的意义性范畴，是一个哲学反思及反省活动可以介入的“问题”。从流俗的生存理解到人生存的意义性理解是人自我认识的一次巨大提升。
【英文摘要】In this thesis,The author thinks the presupposition beforeOutspreading Existential Philosophy is that we must transcenda common understanding which simply regards Existence as allcommon life-forms' life (but just as a Surviving-Condition)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 on Existence comes from the commonand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gains adirect holding from biology. But It is a very simpleunderstanding on Existence, so the contemporary ExistentialPhilosophy stress es that Existence must be a be- human'scategory in which the reflection can get involved. From thecommon understanding on Existence to the be- human'sunderstanding, a great change has taken place in oneperson's self-understanding.
【关 键 词】流俗生存观/生存哲学/存活状态/意义 common understanding on existence/existence philosophy/surviving-condition/reflection
【 正 文 】 生存哲学已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浓厚兴趣，许多学者都已明确意识到生存哲学是一个既能体现当代中国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的批判性关联，又能进一步推进国内哲学发展的较为实际的学术生长点之一。但目前看来，推进生存哲学尚存在不小的困难，当务之急即在于剖析、破除并超越对生存的流俗化的理解，真正在当代生存哲学的意义上，形成对“生存（Existence）”的属人的、意义性的理解。 一种哲学形态总有其特定的论阈与问题意识，生存哲学的论阈即生存论，而其问题意识则是生存悖论，生存论与生存悖论都是建立在对人生存的反思或反省活动基础上的。可见，作为生存哲学研究对象的“生存”本身就是一个意义范畴而非实体范畴，它不是一个已知的前提，而是有待于索解的“疑难问题”，因此我们也就不能满足于基本的生存事实，而是要追问和判定这一事实之所以成立的依据和条件并进而敞开生存结构，丰富生存内涵，提升生存境界。 2.流俗生存观根源于对生存的常识理解，常识理解本是人们长期以来对生存形成的一般观念，但其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却是需要加以甄别的，其合理性在于其内涵丰富性尤其是传统意义，而其不合理性的一面则生成了生存哲学需要超越的流俗生存观。 常识中的生存理解本身就没有把人的生存与一般生命物的存在区分开：凡物都有生存。这里的“物”在通常的情形下并没有再作细分，但揣摩起来，还是指有生命的存在物，即有机物。这种理解是有一定根据的，《易经》中谓“以长万物，物得生存，而为元也”（注：《易·乾·元享利贞》）。其中的“长”即“生长”，而“生长”着的“万物”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有机物，故其中的“生存”亦可直接解为“生命”；“元”其实就是指一种本原或本体，只不过它不是实体性的，而是生命性的本原（源）或本体，是通过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动所化生的本源或本体，化生这种生命本体（源）的“物”当然就是生命存在物。在古代人的意识里，有生命的东西就有生存，人的生存并没有与一般生命存在物的存在区分开。是否存在并确立起一个超出一般生命物生命活动范围的“人的生存”，其实是古代人并不关心的，这倒不是说古代人没有能力去思考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并非需要很高深的思维方式），但“人的生存”确实是古代人没有能力去实际地确立起来的。因为确立人的生存，实际上就是要从人自身的生存状态说明其生存的根据，但在古代人们所处的受动的、顺应型的生存方式之下，人只能把自身生存的根据设定为种种比人自身更为强大的自然的或精神的力量，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注：《易经·系辞下》），人的生存被归结为天地神灵的造化。在各种文化及宗教传统中，描述整个世界形成的诸多序列（诸如神→天→地→人、天→地→神→人、天→地→圣→人、无→万物→人、道→言→人，等等）中，人都是排在最后的。这样一种生存思想具体到百姓的日常观念中，则是把人的生存看成是既定的和给定的存在状态，本是人自己的生命，人却不能自由地确定，而是听由种种外部力量去支配，所谓“听天由命”、“命不由己”。之所以会如此，确实是人类自身低下的实践与生存能力使然。 3.一旦将人的生存与一般生命物的存在直接同一起来，那么人的生存就很难提升到生活意蕴中来理解，人的生存与生活本是相互阐释的，而生命则是这种同一性的具体表现形式，但是，如果将人的生命完全还原为一般存在物的生命，那么人的生存就失去了与生活的关联，生命也就失去了其属人的表现形式，而作为一般存在物的生命很可能反过来凌驾于人的活动之上，其结果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命形式的异化（同时就是生存样式的异化）：“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48）一旦抽掉了人的独特性和丰富性， 人的生存也就自然而然地还原为最低层次的生命存在状态，也即与一般生命物的“实存”无异的存在状态，于是，生存的超越性就被抽掉了，所有的生存活动都被简化成了为获取维持生命所需的物质资料的物性活动。这样一种生存观念即所谓流俗生存观。 按照流俗生存观，“生存”即最基本的生命存在与维持状态，实际上就是指生命的“存活状态”（注：一些基督教传统的学者基于基督教特有的救赎与赠予思想，主张应当将existence译为“存活”， 并且认为译为“生存”反倒带上了浓厚的生物学色彩（参见张灿辉．诠释与此在．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二辑）［C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222．但问题是，在一个非基督教传统、 而且主要是无神论气质与影响的语境中， 将existence译为“存活”恐怕就难以表达出existence一词的超越性内含了，相比之下，译为“生存”无疑更妥。）。只要基本的物质生活资料有了保障，“生存”就不成问题了，至于“生命价值”、“生活意义”、“生活理想”之类的东西，显然是被排斥于“生存”范围之外的，对于有限生存来说，这些东西都只是某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美好愿望”——其实就是“奢望”。事实上，人们对“生存”一语的日常使用，本身就意味着对超出于基本生命存在状态之上的种种要求的排斥，比如，“生存”总是出现在这样的日常用语中：“你总得生存吧！”、“首先还得维持生存吗！”等等，这类语境下的“生存”，显然只能是最低层次的生命存在状态。 4.生存就是存活，我们不妨把这看成是一种底限的生存观，或者也可以看成是一种经济学或社会发展哲学视野中的“生存”。但是，即使是这一视野中的生存恐怕也未必仅仅满足于这样一种底限的生存观，而是思考如何才能有效而持久地摆脱这一存活状态。按说，在物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的当今社会，最低限的生存应该不成其为什么问题了（至少总体上是如此）。然而，恰恰是在当下社会，人们越来越关注“生存”以至于“生存”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极高且最有“卖点”的话语，不仅众多社会下层人为“生存”所困，就是一些“生活”得颇为滋润的人也照样感叹“生存艰难”，相比较而言，好象富人使用“生存”一语的频率并不比穷人们更低。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在致力于解决生存问题，发达国家同样也没有摆脱生存困境，而且，随着全球化的迫近，生存问题变得愈益复杂而严峻。问题总是最真实的，一个原以为很容易解决的事体却日益变得困境重重，表明“生存”并不像我们乍一看上去那么简单，值得思考。 生存当然是指“活着”，只有先“活着”，然后才有“活着的意义”。但问题在于，“活着”与“活着的意义”恐怕并不是分开来的两个东西，也不是发生学意义上的先后关系。芸芸众生或许无须追问、也无暇追问“活着的意义”，他们就像芸芸众生那样地“活着”，辛苦地、平凡地、踏实地“活着”，正因如此我们没有丝毫理由说他们活得“无意义”，因为“活着的意义”本身就是自在地与其“活着状态”融为一体的，就在他们“活着”的每一个当下，日常生活中的一些朴素的、率性的信念是无须通过反思活动去加以确证的，即自在的生活就是存在的自身显现，在某种意义上，反思活动对于自在的日常生活世界来说仍然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但是，必要的反思活动可以帮助我们弄清这样的信念是何以形成并发挥作用的。我们总说：“活就得活出个人样”，可见，“活着”对人对动物其内涵决不一样，动物就如其自身所是的那样“活着”，它无须从“活着”中提升出一种生存意义来，它也没有能力这样做，但是，对人来说，“活着”决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意义追求。当然，人们也可以苟且地“活着”，但这样活着的人却不符合人的常态，因此也就没有了“人样”甚至“猪狗不如”；显然，“苟且”之类的话语并不是人人都情愿领受的，其中滋味，恐怕惟有自知。由此可见，常识关于生存的理解本身是非常复杂的，可以说，所有的生存智慧都是包含在内涵极其丰富的日常理解中的，是否能够领受到这些丰富的内涵则取决于我们对日常行为与日常语言是否有足够的分析和理解，人的逻辑能力、直观能力、经验积累以及历史感等等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既要超越流俗的生存观，又要确认常识关于生存理解的价值，还须认真思考。 5.流俗生存观根源于常识，但随着知性传统及知性思维方式的推进，这种观念也得到了诸多知识学科的支持，其中，来自于生物学的支持应该是最大的。如果说流俗生存观在某种意义上仅是一种本体论式的理解的话，那么，生物学则给这种本体论提供了最有力的认识论根据。生物学只研究有机体的生命现象，因而山石、河流、矿山等等，就谈不上生存：这种把生存主体归结于有机体的理解正是流俗生存观所需要的。当然，生物学也研究人的生存，其分支学科——人种学就专门研究人的生存，但人种学所研究的人的生存，其实仍然只是一种生命形式，即使当它注意到人生存与一般生命物存在的不同之处，也只是把这种不同看作一种生命的特殊现象，而不是人的超越于其它生命存在物的生存状态，更不可能自觉地思考人生存的“意义”。比如人的上下肢功能的分离，在生物学层面上就很可能意味着人由此失去了早先那种自由攀援功能，人种学就可能由此断定这是人种功能的退化，但却恰恰忽视了这一进化在人类文化演进史上的巨大意义。之所以出现这样情形，确实是与人种学所前定的生物学观念密切相关，这种生存观只能立足于一般生命物的生存来判定人的生存活动，看不到人的生存与动物生存的本质差别。 科学追求客观性，由于它本身范式的限制，科学所理解的人总是带有一种难以摆脱的外在性，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对人生存的知性理解。但是，要理解人的生存，就必须自觉地超越知性思维方式的限制。这一点恐怕不仅是哲学活动的要求，也是整个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必须清楚地知道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对于人的意义，如果以为只要保持一种客观的、公允的理论态度就可以完全实现科学的目的，恐怕本身就没有理解科学活动的意义。科学研究本身当然需要保持一种客观态度，但实现科学的社会意义却是绝对有立场的，这一立场一般地说就是科学本身的人文学基础。但是否明确这一点，科学事业确实走过了不少弯路。正因为如此，整个当代科学研究特别强调科学与文化的内在关联。马克思曾满怀信心地憧憬：“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1］（82）， 并且强调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就是“一门科学”，充分展现了科学发展的人文（本）化方向。这一点作为生物学运用科学之一的医学的发展最能说明问题，在传统西方医学看来，所谓病人就是一架“生病的机器”，而治病就是“修理机器”，相应的健康标准即“肌（机）体内脏功能良好”，这显然只是在生物学乃至于机械物理学的意义上去看待人的生存（命），这种理解显然不利于医学事业的发展。因此当代医学强调整个医学模式必须从生物医学模式转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即把病人及其病体看成是有着生物的、心理的、精神的、文化的、社会的种种需求的活生生的生命。世界卫生组织早在1958年就对健康作出了新的定义：“身体精神良好并赋予社会幸福感”，准确地规定了医生的职责与工作范围。医生的工作不仅仅只是治疗病人身体上的疾患，而且还要帮助病人获得健康的精神状态，树立正确的生存态度，建立良好的心理素质，确立健全的人格，等等等等。在这个意义上，整个当代医学模式的转换与其说是医学上的要求，倒不如说是哲学意义上的要求。 6.对生存的属人理解正是在通过反叛和超越流俗生存观的基础上由当代生存哲学确立起来的，这种生存观也是我们今天进一步研究生存哲学时应该承继的学理前提。在生存哲学看来，生存的实质在于生存意义，而生存意义又只有与人相关联才是可能的。“生存”就是指人的生存，一般生命物其实并没有能力承担生存。既然承担不了生存，也就不应该“有”“生存”，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是“范畴的存在”，也即“非人的存在者”，这种“非人的存在者存在，但不生存，因为没有与自身发生关系的可能性”。［2］但是，“人”却是生存的主动承担者， 而且也是当然的承担者。因此，问题又回到一个永远具有鲜活意义的“老问题”上，理解“生存”，实际上还是在理解人，或者说是深化对人的问题的理解。如果没有人的问题，生存不过就是一个纯粹的外部自然现象，这样的生存本身也就不存在所谓理解问题，而只需像生物学那样当作一种对象客体予以研究、描述、解释和规范就够了。但是一旦纳入人的问题考虑，生存一下子就变得复杂难解起来，说其复杂难解，绝不是因为人的生物学的生命现象，而是因为人的问题本身复杂难解。人的问题，既是学理问题，又是思想问题；既是对生活的体验问题，又是社会的变革与改造问题，既是当下现实的问题，又是一个亘古而常新的历史问题。人的问题似乎并不能作为一项专门的“课题”研究，然而，整个哲学可以说始终又在做着这个“大课题”，只不过，没有哪一位哲学家敢宣称完成了这一“大课题”。 当然，人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现象也是复杂且深奥的，其中所存在的许多难解之谜，仍然有待于生命科学的艰辛探索，而且，应当说，哲学上对人生存理解的深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待于生命科学成就的支持，生命科学的突破必然会带动哲学生存论的发展。如果不是近代解剖学及生理学的突破，哲学中的生存理解恐怕始终难以走出神灵论的解释模式，生物学生存观把人的生存直接等同于一般生命物的生存这一思想，本身就标志着近代哲学对人生存的理解水平。生命科学不仅只是探索人的生命现象，而且也致力于提高人的生存质量，发达的现代医学使现代人的生育成活率、抗病能力、疑难病的诊疗能力、自我保健能力以及平均寿命空前提高，这为人们能够拥有更好的生存提供了条件。但是，尽管如此，发达的生命科学及医学最多也只是为人们更好地理解生存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与外部条件，至于这一可能性或外部条件是否能够转化或内化为人生存的自觉的前提，还取决于它本身是否得到了必要的反思与评价，取决于生存条件与生存意义之间的关联程度，尤其取决于人们对生存意义的自我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之所以要理解生存，不外乎就是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人。 反过来说，理解人，也就是理解其生存。追究起来，哲学所研究的“存在”，不过就是“人的生存”：所谓“存在”其实取决于“如何存在”（how to be），而要追问“如何存在”， 必须关注人具体的生存活动。我们有关“人”及其“存在”的困惑，都是源于对人的生存的困惑。“当我们说到人的存在时，我们试图理解的正是活着的人，是作为人而生存着的人的存在”。而且，“正是生存而不是纯粹的存在，更接近于人的真实性。……作为纯粹的存在， 人消融于无个性（anonymity）之中。然而，人不仅存在，他更生存”。［3］（85）因此， “人最重要的不是存在而是生存”［3］（62）。 哲学为什么要“研究”存在？肯定有一个原初的动机，而这种动机对哲学家个人来说，不外乎就是对人生存的困惑与迷茫并期待着解开人生存之谜（尽管最终也只是寻求到一种能够进入生存理解的门径），“存在本身不成其为问题，存在只是在询问它的存在者——人那里，才成为问题，而存在也只有在人与存在的本质关系——生存理解中才凸现出来”［4］。因而， 一种能够称得上是哲学的东西必定包含着足够的生存论资源。然而，就像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哲学的麻烦正在于它似乎已经习惯于不再追问“如何存在”，而是把既定的“存在（Being）”概念当作起点， 满足于精神的无限抽象。其实，若要致力于思考人的问题，哲学就不应该把起点高高在上地确立为“存在”，而是应当还原为“生存”，从生存理解中寻求哲学的真精神。按照约翰·希克的见解：“所谓生存的思考，是一种事关重大、极其严肃，而又与人在感情上息息相关的思考。一个哲学家，只要不是一个超然事外漠不关心的旁观者，在他亲身卷入了他所讨论的问题，他的全部存在都被那哲学挣扎所占据的时候，他就是在从生存的角度进行思考了。在这个意义上，从柏拉图到维特根斯坦，所有最伟大的西方哲学家，都曾从生存的角度进行过思考。”［5 ］西方哲学是如此，非西方哲学，尤其是把追求原创性的生存智慧视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中国哲学更是如此。也正是对于生存论体认的某种共通性，构成了不同文化相互沟通和涵化的坚实基础。 所谓生存哲学，就是哲学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