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企业片面追求内部的低成本造成了高昂的社会自然成本，阻碍了产业升级和经济运行质量的提升，要从宏观调控、增进劳动者权益、职业教育、完善市场经济制度、转变政府职能等方面入手走出低成本误区，促进新型工业化和科学发展。

　　关键词：低成本

　　根据经济学的一般定义，成本是指产品到使用者手中前发生的各种消耗的总和。这些消耗追根溯源可以分为物质和人力两大类，企业从利润最大化出发，根据财务会计制度将部分消耗纳入成本核算，并将成本管理溶入经营全过程中以求“省钱”。现行的企业成本是局部的而不是完全的，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是微观的而不是宏观的，是短期的而不是长远的，是侧重于物而不是人的，是内部性的而不计外部代价的。企业为了提高竞争力、占领市场、增加利润，千方百计要降低成本，但是降低成本不能触及三条底线，一是不能降低产品质量，二是不能牺牲人力资源，三是不能牺牲自然环境和资源。微观主体的成本最低化往往是与宏观运行相矛盾的，对社会和自然来说往往是高成本的。当前，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仍待完善，有些地区、企业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越过三条底线的情况相当严重，为了实现成本的最低化以满足特殊利益集团的短期利益最大化，导致了使用更高的社会自然成本，有些隐性成本不断积累向后人转嫁。具体表现为假冒伪劣的猖獗、企业违法排污、“低工资、无培训、环境恶劣、简单繁重劳动导致农民工不到四十岁就被淘汰”等。低成本的异化甚至从日常的生产经营延伸到投资的源头，例如有些项目通过违规操作省下了拆迁补偿、环保投资等的几十亿成本，通过金融欺诈用银行的钱弥补自有资金不足做无本生意，的确做到了“成本最低化”，却将社会矛盾、环境隐患、金融风险推给了国家、人民和未来。

　　一段时期以来，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在相当部分政府官员、经济学家、企业家中颇为流行──即“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为了在国际分工和市场竞争中保持比较优势，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完成原始积累，必须长期保持低成本的优势，具体来讲主要是低工资，另外短期内付出点环境代价难以避免，将来可以治理”。上述观点在历史上有成功实践作为引证，最早工业化的英国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生动地描述了实际收入增长停滞下降给工人阶级带来的苦难。二战以后，日本、韩国曾经将低成本优势充分发挥，在短短几十年内实现了赶超式的现代化，但是低成本顶多维持了二十年，在有了一定的资本、技术和人力资源的积累后，马上就由低端产业、加工产业向重化工业、高科技产业升级，低工资也变成了高工资，人民省吃俭用将本国资源加工成产品出口换回外汇的状况也变成了进口资源大进大出并向海外投资。长期保持低成本“优势”的是一些拉美国家，有的作为廉价原料出口国，有的经济命脉被跨国资本控制，在资本的强势下普通劳动者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内需不旺、外资掠夺导致经济长期衰退。

　　由此可见，低成本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有局限性的，历史不可能简单地重复。十三亿人的中国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共同富裕，不可能永远让越来越多的人加工皮鞋、装配电脑发挥低成本“优势”，一是世界没有这么大的市场容量，二是国内的资源供给、生态容量也不容许，三是低水平扩张带来的恶性竞争最终会使劳动和资本双输。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中国也不应该走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老路，不能牺牲工农群众的利益，在党中央提出新型工业化、科学发展观后更应该走一条自然社会成本低、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社会发展新路。

　　低成本的异化阻碍了经济运行质量的提升和产业升级，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自然后果。

　　空调价格大战的后果是同型号空调内部配置的降低──迫不得已的低成本。如果生态环境危机从经济上来找原因，就是企业为了内部成本的最低化而牺牲外部自然环境，一些自然物耗低的环保型产品由于生产成本高而竞争不过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产品（例如洁净煤竞争不过普通煤）。

　　在建筑行业的部分领域，近年来定额造价偏低，尤其是人工定额没有充分考虑应有的福利待遇、社会保险、劳动保护，片面招投标更将价格压到最低，另外还要扣除回扣等隐性成本，承包商为了维持利润，在管理潜力充分发掘后只能从偷工减料和克扣拖久工资上来压低成本，幸好建筑设计标准的提高（相当部份是保守设计）和新材料、现代化施工机械的广泛使用，抵消了部份偷工减料带来的质量问题，但是低工资、无培训使熟练技术工人所占比例不断缩小，再加上劳资关系的紧张使施工质量下降和材料浪费严重，实际上对承包商来讲没有降低甚至增加了成本，对业主来讲质量问题会使将来付出的代价远远超出现在省下的造价，对整个社会来讲是浪费了资源。

　　在贴牌生产的服装、玩具加工业等低端行业，出口定价权、销售渠道掌握在外商手里，出厂价只占最终销售价的很小比例，恶性竞争自然要压低成本，同时又要符合质量标准，办法无非是压低工资、不交社会保险、不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措施(目前我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万家，受到职业危害的人数超过2亿)，这种低成本的刚化使有利可图的加工厂商丧失了技术升级、自创品牌、购买设备代替人工操作的积极性，不断更换年轻力壮的工人以透支他们的劳动力，那些缺乏技能、受职业病困扰的大龄农民工最后还是要国家解决他们的生计和养老，一方面将企业应该承担的成本转嫁给了社会，另一方面形成了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工人素质和产业质量下降的“去工业化”现象。最近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劳动力供需变化（民工荒）终将使那些不愿跟上时代步伐的“血汗工厂”退出历史舞台，改革开放以来以低成本制胜的温州轻纺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西班牙焚烧皮鞋的大火宣告了低价格、低成本、低质量时代的结束，现有的三低产业结构已经无法继续扩张和容纳过剩资本(温州的巨额民间资本只能流向全国炒房)，再不实现产业升级，温州模式就难现风光了。

　　低成本的误区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吸引资金和技术，自己的底子薄弱决定了与外商谈判本钱不够，只能发挥廉价劳动力、低地价的优势，乡镇企业在先天劣势下参与竞争也只能发挥廉价劳动力等低成本优势，但当时收入普遍低，这个“廉价”对相当部分人还是有吸引力，应该承认当时的低成本策略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进入九十年代后，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和外贸额的直线上升使得经济外向依存度大幅提高，关键的品牌、核心技术、进出口渠道掌握在外商手里，博奕的后果自然是中方再做出在土地和劳动力价格上的让步，外资的先天优势和得到的政策优惠迫使相当一部分国内企业只能进一步压低成本，最直接的就是压低工资和削减环保投资，技术、资金上的劣势又使国内企业难以形成具备品牌、知识产权的竞争优势，产业分工的边缘化、低端化又反过来加剧了低成本的误区，形成了恶性循环的怪圈。有人曾经天真地认为，不要自主开发，通过吸引外资或者花钱就能得到先进技术，实际上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在技术上永远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们往往花十块钱买技术和设备，再花一块钱搞后续研发，而日本在经济起飞时正好倒过来做，两种做法的后果泾渭分明，日本迅速走上了高成本、高价格、高质量的自主型经济轨道。

　　此外，对职业教育的长期忽视，导致了低级白领过剩和技术工人短缺，再加上企业不愿花劳动培训的成本，这样的劳动力结构使得低成本、低价格成了无奈的必然选择，同样一个CD随身听日产的要比国产的贵几倍，原因之一就是日本的工人素质和工资高、产品质量好。

　　部份地方政府的GDP崇拜将低成本的误区进一步推波助澜，对污染企业纵容甚至鼓励，低地价、零地价招商（造成了土地使用的严重浪费，有的外商借机炒地皮），偏袒资方，无视劳动者的权利保障和收入增长，这些做法扭曲了正常的市场规律，使劳动力、土地、原材料、金融产品等要素的价格信号脱离了合理范围，明显牺牲了劳动和自然资源，加剧了经济的低质化、依附化，使得工业沦落到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的境地。

　　低成本误区的背后是高昂的社会自然成本。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被浪费和牺牲，同时劳动和有形物质占产品成本的比例不断下降。在企业内部的成本中，撇开品牌和知识产权作为无形成本加入总成本并参加利润分配，另外还有很多不合理、不该有的显性或隐性成本。以房地产开发成本为例，近年来建筑造价所占比例不断下降，土地成本成为大头，交给政府各职能部门的规费增长迅速，另外还有很多不能直接入账的公关费用、红包支出，有的房地产企业所得税交得很少，却要交每平方米几百甚至上千的规费。再如，高药价的背后是中间环节的层层回扣。其它行业也存在的类似的现象，只不过程度稍轻。从中不难看出，在劳动、资本、权力的博奕中，越位的权力不合理地提高了企业的成本，挤占了劳动应得的分配（劳动成本）。在一些开放竞争行业，直接成本（劳动、原材料）的降低并不能抵消间接成本（不合理负担）的增加，总成本趋于上升，与国外同行相比竞争力和行业质量趋于下降。

　　再不走出低成本的误区将使我们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困境。为此，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创造适宜的外部环境，走出低成本的误区。首先，要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更有力地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加大财政对科技、教育、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升级的支持，运用法律、政策、经济的手段鼓励甚至强迫企业提高自主核心竞争力（品牌、核心技术、劳动力素质），形成以企业为主的创新主体，坚决淘汰污染企业、造假企业、落后技术企业、实际工资低于最低保护工资的企业和“血汗”工厂，适当降低外向依存度，通过产业升级、扩大内需、增强核心竞争力、统一内外资企业税率等提高经济自主性。其次，要牢固树立宪法规定的工人阶级领导地位，把《劳动法》落到实处，发挥工会应有的作用，提高劳动者与资本方谈判的能力和筹码，严格执行工资增长与利润增长挂钩的规定，让每个劳动者享受法律规定应有的社会保障、休息时间、劳动培训和劳动保护。再次，要加大职业教育投入，重新树立起尊重劳动的社会风尚，鼓励更多的初高中毕业生不走高考独木桥、接受职业教育，为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和低收入群提供优惠乃至免费的职业培训，实现产业工人的技能化、知识化，建立起为终身学习服务的社会教育机制，把劳动力由成本转化为资源、资本，实现以人力资源为主发展经济。还有，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政府职能，让政府彻底从直接抓招商、争产值的误区中走出来，政府再不能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彻底让私有化的公共权力退出市场和利润分配，让异化的公共权力回归为民有、民享、民治，严格执行《行政许可法》，加快制订《行政征收法》，规范政府收费行为，减轻企业负担，减少缺乏诚信造成的额外成本，建立科学、合理、公平的定价机制和要素分配机制。另外，要建立以绿色GDP为核心的统计体系和考核体系，将环境资源成本纳入企业的经营机制和会计制度，进行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外部成本、长期成本、隐性成本、人力资源财务核算的理论研究，充实经济学内容，完善财务会计制度，促进经济健康、高效、有序地运行。

　　健康的低成本不是绝对、固定、局部的，而是相对、动态、系统的。液晶电视在推向市场初期由于先期投入巨大和市场规模有限，单机成本、价格远远高于显像管电视，但它的自然物质消耗（自然成本）低于显像管电视，随着液晶电视市场份额的扩大形成规模效应，其成本和价格与显像管电视日益接近，显像管电视的最终淘汰对自然界来讲是节约了资源、降低了成本。产品的高质量、高价格对应的是工人的高素质、高工资，这样的“高成本”带来的是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产品附加值、成本利润率，实际上从资金占用、物质消耗上来讲是降低了成本。健康的低成本概念被普遍接受，用以指导经济活动，将使新型工业化顺利地推行、科学发展观落到实处，我国的经济将发生质的飞跃。

　　（作者单位：江苏省昆山市住宅建设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