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小说、戏曲的市民意识

内容摘要：中晚明、清初时期，市民文艺观念取代封建士大夫的文艺观念逐渐成为一种潮流，李渔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李渔文艺思想中的市民意识基于对封建正统思想的怀疑，多受左派王学沾溉，表现为热烈追求人格平等、人性解放，尤其在其艺术实践中有集中、鲜明的表现。

关键词：李渔  创作实践  市民意识  商业意识

引言：

市民，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在我国的北宋时期才基本形成。但作为一个阶层，在唐代就已经存在。我们以下文本对李渔小说、戏曲中的市民意识的初步考究所提到的市民，便是指介乎贵族和农民之间的手工业者和中小商人为主的群体，也包括那些受市民影响在思想意识上与之有共通性的文人。

一 时代背景下的李渔其人

在明中晚期，商业经济迅速发展，这时期市民阶层的地位也逐渐上升。先天不足的中国市民阶级，在抗衡“工商为末”的压抑下完成了自身积累，初步确立了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关系。他们不仅追逐经济富足和与之适应的政治位置，还进入了意识形态领域，成为俗文学中的主人公。在以戏曲、小说为时代文艺标志的明朝文坛上，宣告了封建士大夫一统天下的终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从此市井风情、凡人细事，以鲜艳的世俗色彩担当了通俗文艺作品的表现客体，以绚丽的社会风习图景和曲折动人的委婉故事，开拓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新世界。具体到中晚明时期，则是一个带有强烈的社会转型意义的历史时期，就文艺思想而论，用市民文艺观念取代正统的封建士大夫的文艺观念逐渐成为一种潮流，越来越多的人受王学左派的沾溉而走进市民文艺理论的建设行列，明清之际的李渔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在小说、戏曲的创作实践中无不彰显着浓厚的市民意识。

二 创作实践中市民意识的彰显

（一）对说教意味的解构

“教化为先”是中国古代小说长久以来的传统。作为一名创作者，李渔要获得官方承认，唯有在小说中适时适当地对礼法规范进行宣传、鼓吹。但是李渔对说教的遵从却显示了解构的效果，表现了市民文艺思想。

在李渔的小说中，独立于作者之外的叙述者往往充当了礼教观念的传声筒，不厌其烦地讲述着忠孝节义的大道理，然而随后叙述的故事本身，又总是证明了这些大道理的无益与无聊，使读者在感觉上获得了与叙述者态度完全不同的东西。这种故事本身蕴涵的意义，才是李渔的真正用心所在。在《合影楼》中，叙述者一开始就大谈严守男女之防的重要，口口声声训导读者应将情感遏制于萌芽状态，俨然一副卫道士的模样。接下来叙述者又举了一桩具体事例，即讲述了一个因不能严防男女之别而带来恶果的故事，看起来是要以之为反面教材而施劝惩，然而随着故事的展开，人们也在逐渐感到训诫的变味，即男女主人公的遭遇完全不是“罪有应得”而是“如愿以偿”。虽然封建家长筑墙以隔开两家宅院，但男女主人公却借墙下的池水互通情愫，纵然经历了波折，但男主人公到底与心上人结为夫妇，又得到了一位花容月貌的夫人，可谓一箭双雕。其实这不过是个非常传统的才子佳人故事，模式与结局与同类故事并无任何不同。李渔的狡黠之处只在于他将故事的外形(也即故事的开端)作了改头换面的包装，加上了些极为正统的说教，于是使作品呈现出了表里不一的形态，表现了对市民群体的关注。

以“反讽”入小说无疑是创作中的“挂羊头卖狗肉”之举，李渔在不与统治阶层相冲突的情况下默不作声地表达着自己的观点，在为作品争得生存空间的同时，也使作品多了几分智性的诙谐，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成为作者的同谋，为不言自明的意义发出会心一笑。然而如果仅仅将李渔小说中的“反讽”手法视为正话反说，则又未免低估了李渔小说的价值，毕竟明清之际思想开明者并非罕见，在作品中将自己的观念作阳奉阴违的表达也并非李渔所独创。李渔的难得之处只在于，凭借对世态人情的深切体察和对社会现象的深入思索，他能跳出仅仅在小说中表达不满的层次，选取最能反映事物本质或最能揭示弊病根源的题材入小说，从更深刻也更接近本原的角度表达自己的疑问，从而使自己的小说在某些方而具有了解构的意味。

（二）雅俗交融的语言表达

李渔小说、戏曲语言雅与俗的成份并存，他曾说：“又有极粗极俗之语，止更一二字，或增减一二字，便成绝新绝雅之文者。神而明之，只在一熟。”[1]这表明在他看来，雅俗可以相互转换，并不存在绝对界限。然而最能代表李渔对语言的要求，同时也是最能体现李渔语言风格的，还是李渔小说用语中雅俗交融的一面，其具体内涵是以文人的典雅之笔来委婉地表达具有市井情调的内容，这是李渔市井意识的突出之处。

李渔强调“俗”，“俗而不俗”，是其语言风格的最佳概括。“俗”之要义并不在于意义的庸俗和用语的粗鄙而更在于形式的平易与含义的直白，在《词采第二·忌填塞》中李渔将小说与圣贤经传相对照，注意到对于不同读者群的区分，在他看来，不同文化程度读者在阅读上的需要并无高下之分，一般读者的愿望同样应得到尊重和满足。这体现了接受主体的平等性的一面。不过李渔自然也明白，过于粗鄙的语言，少用爽口，多用无益，也于自己的声名有损，因而如此无所顾忌的表达终属少见，较多的还是借鉴了市井阶层的思维方式或是现成的套语，应用于小说之中，虽然分量不多，却如颊上三毛，倍加传神。市井文学与文人文学表达方法的差异也就在于前者往往能以一种情理之中的夸张来揭示事物的本质，虽然直白，却也更具有穿透力。与市井化的表达相比较而形成另一种极端的是，李渔小说、戏曲中也有相当多的地方渗透着强烈的文人情趣，李渔常以文字游戏入小说，在不打断正常叙事进程的同时制造一些幽默的效果，流露的是文人的才情，暗示的是创作中的余裕。如《妻妾抱琵琶梅香守节》中有一处提及马麟如因耽于行医而荒废了举业，本属一可一笔带过的闲笔，但为李渔略加发挥也就成了无伤大雅的笑料。

（三）结构设置上的经营

李渔极为重视戏曲、小说的“新”、“变”，这种“新”、“变”尤其体现在结构设置上，也就是强调结构设置上的创新，主要体现为“文无定格”和“结构第一”。

李渔对小说结构体制非常重视，他在《闲情偶寄·词曲部·凛遵曲谱》中说：“情事新奇百出，文章变化无穷，总不出谱内刊成之定格。”这种“定格”就是固有的体制，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李渔强调“定格”，目的是突破“定格”，完成“新”、“变”。如果说体制上的创新是李渔小说的外在形式，那么，结构上的创新就是其小说的内在形式。“结构第一”是李渔创新之论的主要方面。

 李渔对结构的认识较之前人有新的提高，他明确提出“结构第一”的命题：“填词首重音律，而予独先结构。”结构，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倘先无成局，而由顶及踵，逐段 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断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工师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间架未立，先筹何处建厅，何方开户，栋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侯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2]这里的“造物之赋形”，“工师之建宅”主要指动笔之前对全剧的整体构思。李渔的“结构第一”观点是从整体上把握和论述戏曲的结构问题，这就打破了以往戏剧理论中首重词采或音律的传统观念，对当时的戏曲创作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结构设置上的经营为市民的读者营造了良好的阅读氛围。

另外，为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致，追求曲径通幽的艺术效果，李渔还善于用误会巧合和悬念来建构一波三折的小说情节。

（四）融入自我意识引入市民思考

表达自我的愿望及作为文人所具备的文学素养使李渔得以在体制上对话本小说予以种种完善，同时在小说中更积极地融入自我。其实自我因素的投入与其说是作者自己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一种标志，即标志着文人对于小说创作的进一步重视，将小说视为一种表达自我的手段，也就意味着将对小说创作投入更多的热情，而小说才有可能在形式与内容上更加趋于完美。李渔创作中自我意识的融入，其效果是使小说、戏曲更富于表现力和亲和力，另一层面上也使小说增强了与诗词曲赋等文学体式一争高下的竞争力，为此后小说成为文学领域的中心奠定了基础，而这也就是所谓的小说“雅化”进程。

在自我意识融入的过程中，李渔注意引入市民思考，由于李渔接受了多种思想的复杂影响，他的市民意识、平民思想是以关注平民日常生活和自然情性为表征的。在他的作品中，以往的市民形象有所改变，市民成为作品的主角；而且一些形象也有所改变，比如商人的形象不再是满身散发铜臭味的野蛮人，而是具有情感的有血有肉的真实的生命。而且妇女形象也不再是任人宰割的对象，她们有她们的思想，她们对爱有执著追求等等。李渔的市民思想包容了世俗人心的方方面面，流露出友谊和信义、希望和幻想、欢欣和痛苦等等真情实感，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市民粗浅、率意和无所忌讳的心理状态。

三 李渔艺术创作市民意识探源

明清易代，粉碎了许多文人的梦想。他们迫切需要在新的文化环境中迅速找到自己的位置。观念的转换、经济的繁荣等诸多条件的成熟，为文人大量涉猎小说创作和戏曲领域营造了良好的氛围。文化环境的改变和接受主体的扩大化，市民阶层作为重要的力量跻身于文学消费的行列，写作主体不能无视这种强大的力量忽略对市民读者的关注，因而李渔身处其中，创作自然融入了市民意识。

李渔首先是一名文人，其次是一名商人，生活的压力及文学与商业结合的巨大潜力，不能不促使其更加关注市民阶层，过于迎合其趣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文学的尊严，使他受到了颇多非议与责难。但是，文学职业化的趋势终究不可阻挡，李渔摸索出的前进方向值得肯定，他的教训应该得到充分的理解，他的经验也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

参考文献：

1．《李渔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2．《闲情偶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3．《明代小说史》，陈大康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4．《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杨义著，人民出版社，1998年。

5．《李渔小说论稿》，崔子恩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